顺达总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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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海龙兴寺在中日佛教交流史上的地位

发布时间: 2020-04-26 10:58:51 | 来源: 中国网 | 作者: 杨曾文 | 责任编辑:

作者: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 杨曾文

顺达总代隋代智顗创立的天台宗,在隋唐佛教宗派中成立最早,不仅继承以印度龙树为代表的大乘中观学说,也直接继承南北朝时慧文、慧思的思想,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表述形式上,都比印度佛教与中国以往佛教有突出的创新特色。在进入唐代以后,由来华求法的日本学僧最澄传入日本,以京都比睿山为中心创立日本天台宗,对日本历史文化发生深远影响。

在最澄到浙江天台山求法过程中,曾在台州临海龙兴寺参谒道邃禅师,从受天台宗教法和重要典籍。因而,临海龙兴寺在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是日本天台宗祖庭之一。

一、略述隋代智顗创立天台宗和国清寺

智顗(539-598),字德安,俗姓陈,出家后先后师事法绪、慧旷,学大乘经典,后到光州(在今河南光山县)大苏山投到慧思门下,学习《法华经》《般若经》等,修习“法华三昧”等禅法,学修优异,得到慧思的信任。

顺达总代此后,智顗遵照慧思建议,渡江入南朝陈的国都建康(今南京)传法八年,以瓦官寺为中心,向信众宣讲《法华经》《大智度论》等,受到陈宣帝和朝中大臣的敬信。在陈太建七年(575)率弟子入天台山(在今浙江省天台县)建寺修行和传教,受到陈朝廷的支持。

隋朝开皇九年(589),晋王杨广(后即位为炀帝)率兵灭陈,任扬州总管,坐镇江都(今江苏扬州),建立佛道二教四道场,将江南著名学僧招致身边,其中就有智顗。智顗应请为他说法和授菩萨戒,撰写注释《维摩诘经》的《净名义疏》。开皇十六年(596)智顗从江都回到天台山,专心从事传法和著述,并着手扩建寺院。隋开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已进入公元598),智顗去世,年六十岁。

智顗精研大乘经典《法华经》《般若经》《中论》《大涅槃经》等,著有《摩诃止观》《法华玄义》和《法华文句》及《四教义》《法华三昧忏仪》《观心论》《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童蒙止观》(《小止观》)、《六妙门》《维摩经文疏》《维摩经略疏》《观音玄义》《观音义疏》《金光明经玄义》等,建立以止观学说为中心,包括五时八教的判教论、论证空假中三谛圆融的中道实相论、“一念三千”、“一心三观”的观心论等在内的系统的教义体系。

顺达总代关于天台山国清寺,据唐翰林学士、湛然弟子梁肃(753-793)所撰《天台禅林寺碑》,天台山西南有佛陇峰,智顗当年在此修行并建寺。寺原名禅修寺,因在佛陇峰,故也称佛陇寺。隋朝扩建,改名国清道场,或称国清寺。在湛然为座主期间,经翰林学士梁肃上奏朝廷,改名禅林寺。

因此,在最澄到天台山时寺名应为禅林寺,座主是湛然的弟子道邃。

二、天台宗的传承和道邃禅师 

顺达总代天台宗的法脉传承世系,尊奉印度中观学者龙树为高祖,以东魏北齐的慧文、慧思为二祖和三祖,智顗为四祖(实为初祖),弟子章安灌顶(561-632)是五祖,然后的六祖、七祖、八祖分别是法华智威、天台慧威、左溪玄朗,九祖是荆溪湛然(711-782)。

顺达总代天台宗在五祖灌顶之后曾长期不振,至湛然才得以复兴。湛然将智顗主要著作详加注释,著有《法华经玄义释签》《法华文句记》《止观辅行传弘决》等,并将华严宗的教理——真如缘起或法界缘起思想引入天台宗。湛然晚年长住天台山国清寺传法,弟子有苏州开元寺元浩、天台山国清寺的道邃和行满等人。

道邃,南宋志磐所撰天台宗史书《佛祖统纪》卷七称之为“兴道尊者”,将他奉为继湛然之后的天台宗第十代祖,称其弟子广修为“至行尊者”,奉为第十一代祖。

道邃,在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二十九和南宋志磐撰《佛祖统纪》卷七有传,籍贯不详,在唐代大历(766-779)年间到天台山师事荆溪湛然,学识优异,据载“洞悟幽玄,无所凝滞”,受到湛然的称赞,谓“吾子其能嗣兴吾道矣”,对他嗣后振兴天台宗寄予希望,授以所撰诠释智顗《摩诃止观》的《止观辅行传弘决》等。

日本学僧最澄入唐求法,先后从临海龙兴寺道邃、天台山禅林寺行满得传经湛然阐释和发挥的天台宗教义思想的。

三、日本最澄入唐求法先在临海龙兴寺从道邃受法

顺达总代日本学僧最澄(767-822),逝世后谥“传教大师”,后世尊称“睿山大师”、“根本大师”等。俗姓三津首,滋贺人。十二岁跟唐僧道旋弟子行表出家,学法相唯识章疏等,二十岁时在奈良东大寺受具足戒。后至京都东北的比睿山结庵建寺修行,读大乘经典《法华经》《金光明经》和《般若经》等。在回到到奈良时,读到唐华严宗祖法藏的《华严五教章》《大乘起信论义记》等抄本,后来又得以抄写和阅读原由鉴真和尚带到日本的天台宗教典《摩诃止观》《法华玄义》《法华文句》及《四教义》等,致志研读并向信众宣讲。

在日本桓武天皇延历十六年(797)召请最澄为十位“内供奉”法师之一,并勅以近江(今滋贺县)正税供应比睿山寺。最澄为深入学习天台宗教义并得到完备的天台宗教典,表奏朝廷派留学生、还学生(短期入唐请益学问,随遣唐使船往返)入唐学习天台宗并寻求天台教典。天皇允准,决定派最澄以“入唐请益天台法华宗还学生”的身份(随遣唐使往返)随遣唐使入唐求法,由弟子义真担当“译语”(翻译)伴随入唐。

日本延历二十二年,即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四月,最澄与义真随遣唐使藤原葛野麻吕从难波乘船入唐,但遇巨风折回。翌年,即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七月,遣唐使藤原葛野麻吕和留学僧空海等人搭乘四船出发。最澄、义真乘坐第二船,经过50多天至明州鄮县(今浙江宁波)登岸,然后前往天台山。

顺达总代当时中国天台宗正盛行六祖湛然(711-782)深入诠释智顗的天台宗教典的著作,重要的有《止观辅行传弘决》《法华玄义释签》《法华文句记》等。

最澄与义真先到台州府所在地临海县(在今浙江),谒见台州刺史陆淳,办理到天台山求法事宜。此时,恰逢陆淳迎请道邃座主来临海龙兴寺讲《摩诃止观》等天台宗教义。经陆淳引见,最澄礼请道邃讲授天台宗“一心三观”等教理,回答关于天台宗教理的疑难问题,从受赠天台宗多种教典的抄本。道邃还为他授大乘“三聚净戒”。

顺达总代现存《道邃和尚付法文》,是道邃亲自写给最澄作为付法证明的,最后之语是:

开宗示奥,以法传心,化隔沧海,相见杳然,共持佛惠,同会龙华(按:意为未来弥勒菩萨出世在龙华树下成道,三度说法度众时,再共相会)。

最澄为了在回国后向朝廷证明自己确实得到天台宗正传,以取得天台宗在日本立足并传播的合法依据,特请陆淳书写从道邃受法的文书证明,称之为《印记文》。全文曰:

最澄阇梨,形虽异域,性实同源。时禀生知,触类悬解,远求天台妙旨,又遇龙象邃公,总万行于一心,了殊途于三观(按:后两句概述天台宗“一念三千”、“一心三观”教理)。亲承秘密,理绝名言。犹虑他方学徒不能信受,所请当州印记,安可不任为凭。

贞元二十一年(按:805年)二月二十日,朝仪大夫、使持节台州诸军事、守台州刺史、上柱国陆淳之书记。(《台州刺史陆淳之印记文》)

顺达总代陆淳(?-806),后因避唐宪宗之讳改名陆质,《旧唐书》卷一八九之下有传,经任信州、台州二州刺史,顺宗时官至给事中、太子侍读,宪宗元和元年(806)逝世,著有《集注春秋》等。最澄在台州从道邃受法之时,陆淳尚未改名,文书中“陆淳之”的“之”字,相当于助词“的”字。

最澄此后与义真前往唐兴县(原名始丰,现为天台县)登上天台山,在佛陇寺(即禅林寺)又跟行满座主受传天台宗教法。行满还将天台宗教典82卷相赠,其中有湛然的著作多种,并亲书嘱咐说:

原得大师(按:指天台大师智顗)以本念力,慈光远照。早达乡关,弘我教门,报我严训,生生世世,佛种不断,法门眷属,同一国土,成就菩提,龙华三会,共登初首(按:意为共同觉悟成佛)。(《传教大师全集》卷五《睿山大师传》)

词语间蕴含着对最澄的诚挚情谊和天台宗在日本传播的期待。

最澄在台州临海州龙兴寺、天台山等地先后受赠和抄写佛书、天台教典共有128部345卷。

顺达总代最澄在天台山求法期间,还从传承禅宗牛头宗的翛然禅师受牛头禅法,从惟象受密教“大佛顶大曼荼罗法”。唐贞元二十一年(805)四月,最澄与义真离开天台山到港口城市明州(治今浙江宁波)),在等待回国期间前往越州首府(今浙江绍兴)参访龙兴寺,从密宗高僧善无畏弟子顺晓和尚受密教灌顶(密教传法仪式)和金刚界、胎藏界两部曼荼罗,并受赠密教经典、图像等。顺晓应请也写了《付法书》。

顺达总代这样,最澄在唐受传天台宗、密宗、禅宗和大乘戒法的所谓“四宗相承”。当年五月,最澄在归国之际,也特地请明州刺史郑审则为他写入唐求法证明,以“执以为凭”。(《传教大师将来越州录》)此后,最澄、义真乘坐遣唐使藤原葛野麻吕的船归国,共带回佛教经书章疏、图像等230部460卷。

顺达总代日本延历二十四年(805)七月,最澄上表桓武天皇,将带回的佛典疏记进奉朝廷。现存《传教大师将来台州录》《传教大师将来越州录》分别记载最澄从台州和越州搜寻书写带回的佛教图书目录,其中除有天台大师智顗的《法华玄义》《法华文句》《摩诃止观》及《观音玄义》《观音义疏》《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禅门修证》)、《六妙门》《观心论》《童蒙止观》(《小止观》)、《维摩经疏》《维摩经略疏》《四教义》等外,还带回以往没有传入日本的天台宗九祖湛然的著作。

此外,最澄还带回《金字妙法莲华经》《金字金刚般若经》《金字菩萨戒经》《金字观无量寿经》及密教经典《五佛顶转轮王经》《大轮金刚陀罗尼经》及《理趣品别译经》《无量寿如来瑜伽仪轨》等,还有佛像、曼荼罗、念诵供养图。

桓武天皇敕将最澄带回的天台教籍抄写七份,分送七大寺——奈良的东大寺、兴福寺、元兴寺、大安寺、药师寺、西大寺、法隆寺,另抄一份藏于皇宫,敕选原学三论宗、法相宗的学僧研习天台教籍,又命在京都北部的高雄山寺设置法坛,命学僧道证、修圆、勤操、正等人礼最澄为师,为他们举行密教港灌顶仪式,并且命石川、柽生二禅师代替桓武天皇受灌顶传法,跟随最澄受学天台宗,以“守护国家,利乐众生”。(《睿山大师传》)

桓武天皇延历二十五年(806)正月,最澄上表,建议除给予原来六宗“年分度者”之外,再增加天台法华宗,也给予度僧名额。他的表奏得到朝廷的允准,从此以比睿山为天台宗的传法中心。最澄于嵯峨天皇弘仁十三年(822)六月四日将后事托付弟子义真,于中道院去世,年五十六岁。翌年,嵯峨天皇赐比睿山寺以“延历寺”之号。自此,比睿山寺成为官寺,义真为比睿山延历寺第一代座主。四十四年后,清和天皇贞观八年(866)追赠最澄以‘传教大师’的谥号。

顺达总代最澄主要著作有《天台法华宗年分学生式》(六条式)、《劝奖天台宗年分学生式》(八条式)、《法华宗年分度者回小向大式》(四条式)及《依凭天台集》《照权实镜》《法华秀句》《守护国界章》《决权实论》《显戒论》《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等,然而其中以《显戒论》三卷、《守护国界章》三卷最为有名。

最澄弟子主要有义真、圆澄、光定、圆仁等人。圆仁与义真的弟子圆珍先后入唐求法,对推进日本天台宗进一步与密教结合,建立所谓“台密”有很大影响。继义真之后,圆澄、光定、圆仁、安慧、圆珍先后为比睿山延历寺第二代至第六代座主。 

四、临海龙兴寺在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  

顺达总代在日本平安时代(794-1192),最澄创立的天台宗和空海从中国密教高僧嗣法后回国创立的真言宗,是当时在社会上和思想文化领域影响最大的佛教宗派,在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对日本历史以及文化其他领域皆发生多方面的深远影响。

在日本佛教和文化发展史上,天台宗甚至被称为“日本文化之母”。在平安后期和镰仓时代(1192-1333)陆续形成的新佛教宗派中,融通念佛宗、净土宗、净土真宗、日莲宗的教祖以及从中国传入的禅宗临济宗、曹洞宗的日本教祖,原来都是日本天台宗的学僧。

如上所述,日本最澄入唐求法,先在台州所辖临海县的龙兴寺从道邃禅师受法,然后到唐兴县的天台山从行满等高僧受法,得传天台宗的教义和重要教典,回国以后在日本朝廷允准和支持下创立日本天台宗。因此,不仅现在台州市天台县的天台山国清寺是日本天台宗的祖庭,同属台州市的临海县龙兴寺也自然是日本天台宗的祖庭,在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今后开展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

宗教属于社会历史的文化形态之一,其中佛教是当代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古代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日本是中国隔海相望的近邻,在古代中日交往和文化交流中佛教曾占据重要地位,发挥过纽带和桥梁的作用。日本的佛教源自中国,与中国佛教有着亲近的血缘关系,两国佛教界长期以来有着频繁友好交往的历史。

顺达总代当前,我国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佛教界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正顺应时代的发展,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潮流,结合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的世界形势,积极联合日本佛教界各个宗派、组织和友好团体、人士,开展形式多样的友好交往活动,为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促进中日两国和人民之间的合作、发展、进步、福祉努力作出贡献。

顺达总代笔者希望在当代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当中,临海龙兴寺在省市党政部门的统一领导下,继承和发扬龙兴寺的历史传统,发挥积极作用。在这个过程中,能够融摄当代“一带一路”所体现的精神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理念,为促进中日两国和人民之间的友谊、合作和发展,构建世代友好相处的睦邻关系作出无愧于时代的新贡献。

顺达总代(2019年11月13日于北京华威西里自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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